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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记《刘志丹》到大书《幻化》――作家张俊彪访谈录-

时间:2021-04-05来源:沸腾文学网 -[收藏本文]

    1990年7月,习仲勋同志在北京办公室休息间接见青年作家张俊彪,畅谈四个多小时,主题是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张俊彪新书《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的出版便是对他的一种纪念。
    一个热爱、热爱生活的青年带着他的爱、他的梦想,从甘肃来到深圳,在这喧哗的世界里奋斗着、写作着,保持着心中的一份激情,一份沉静,一份火热的爱。他便是曾经担任甘肃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作家张俊彪。
    张俊彪,1952年生于甘肃省正宁县。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幻化》《省委第一书记》《刘志丹》《没有陨落的太阳》《山鬼》等十七部,各种作品集《神泉》《牛角墨斗》《红菩提紫橄榄》等十部,共八百多万字。其作品被介绍到十多个国家,曾获全国文学奖三次,省级文学奖十四次,文学理论界已出版研究专著《张俊彪论》《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等七部共二百多万字。
    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好的小说,他也会生活得更好。
    因为他热爱。
    他坚信,爱是人性的本质。只有懂得爱,学会爱,用爱的眼睛与心灵去欣赏人和事,用感恩的心来感受生活,才算是从文的开始;一个不懂得爱的人,缺失爱心的人,不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正是在爱的体验下,他从容地创作了《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和《生与死》。
    《幻化》之后,新世纪以来,张俊彪又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沉潜――思索和悟识。
    艾鹏(以下简称“艾”):您的新作《精神与精神性》(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汇集了新世纪以来您的日记体分类阅读札记,关于文学、艺术、审美、哲学、宗教等,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视为您完成《幻化》三部曲之后精神上的一次沉潜――思索和悟识,为了新的“出发”。据我所知,您写作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目的――纪念曾经给予您真切关怀和鼓励的长者习仲勋同志。您能否谈谈其中的缘由?
    张俊彪(以下简称“张”):我有幸结识习仲勋同志源于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这部作品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后,几年内连印近二十次,发行了二十多万册,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癫痫病常见的症状表现有哪些程”奖和解放军第三届优秀军版图书一等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0年5月,北京一家影视制作单位上报中央欲将《鏖兵西北》同时改编成电影与电视连续剧,获习仲勋、王震、杨得志、廖汉生等同志的批示嘉许,我被函借到北京改编《解放大西北》电影和电视剧本。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我先后采访了上述老同志。7月初的一天,我与总策划一同采访习仲勋,他同我们谈了半天,主要介绍西北五省的解放战争以及他(时任西北行政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北军区第一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和彭德怀元帅(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共同领导、指挥这场彪炳中外战史的战场史实。
    过了几天,习仲勋又在办公室休息间单独接见我,从下午2时一直畅谈到6时许,事先他吩咐秘书不许打扰。会见之后,他一直送我到大街上,沿途遇到许多吃饭回来的工作人员,向他恭敬地问好。当我在公交车站上回头远眺时,他还站在离天安门很远的高高的汉白玉石阶上向我挥手致意,他那亲切和蔼的身影就此永远定格并铭烙在我的心海深处,并令我联想到父亲第一次送我去十五里地外的罗川镇读小学和送我离家去从军时的音容笑貌,一样的亲切,一样的期冀,一样的寄望。习仲勋在这半天里,给我谈了他与几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交往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和周恩来相处的情感……
    那天谈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逝世后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问题――道德和精神的重塑与重建。他曾向胡耀邦同志建议全党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引起胡耀邦的重视,中央当时先后下发过关于要注重思想建设和关于要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等文件;此后的多年里,他曾向中央反复多次提出过相同的建议。他说,经济建设一二十年可以大见成效,但思想、道德、精神一旦滑坡或溃散,一切都会垮下来,而且,历经几代人呕心沥血的努力也很难重建起来,因为这是民族的气节,是国家的灵魂,不是短期能够造就,更不可一日缺失。
    最后,他关切地问我读过什么书?还准备读些什么书?有没有写读书心得的习惯?我一一作答后,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多读书,精读书,细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社会建设和群众疾苦。除了读文学方面的书,还要读政治经济方面的书,读哲学历史方面的书,读社会宗教方面的书;既要读外国经典著作,也要读中国古今经典作品;要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和研究问题,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想法和见解随时记录下来,积少成多,将来不就成了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成果,不就变成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沈阳癫痫重点医院、道德、精神和文化建设中有用的东西了吗?因此,我将近几年读书所作的笔记整理成《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一书,也是对习仲勋同志的一种忆念和祭奠。
    艾:习仲勋同志当年提出道德和精神的重塑与重建,的确是远见卓识。当时他接见你是因为《鏖兵西北》,除了上面您说的这些,他是否曾谈及您的创作?
    张:习仲勋同志那次接见我时,说他看到过我写的《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最后一枪》《鏖兵西北》和《刘志丹》,他认为这些书都比较一般,不是大作品,他鼓励我写出像《红楼梦》《三国演义》那样的大作品;我当即说写不出来。他长久地凝视着我说,古今成大事者,必先立大志,不立大志,哪能成大事,不是为你个人,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争光,写它一部大书出来。不过,你要想写出传世之作,就得准备像曹雪芹那样不怕世俗偏见,还要有很高的思想修养和艺术造诣,能耐住寂寞,敢于担风险,并随时准备接受批评,修正错误,只要你坚持的是真理,就什么也不要怕,即便是坐牢杀头也不要怕,要敢于坚持到底。他说要等着看到我写出来的一部大书,如果再写还是以前那样的书,他习仲勋就不看。
    时过九年,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我的长篇《幻化》三部曲,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在北京举办首发式暨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广州、深圳等地七十多位评论家普遍认为,《幻化》是一部大书。我想,也许我没有辜负那位临逝世还一直惦记着如何帮助我的慈祥老人的期望吧!他在深圳养病期间,最后一次接见我长达一个多小时,他的全部话题始终是围绕着我而展开的。
    艾:《刘志丹的故事》是您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采写于“文革”后期,这是需要非凡勇气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当时您写作这部作品,更多地是着眼于还原历史的真实,而非艺术地再现历史?
    张:的确如此。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杨森、杨琪等创建的陕甘宁根据地是影响最大并最终保存下来的一块红色据点,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里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大本营、司令部和聚集点。但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在习仲勋受到错误批判后,陕甘宁根据地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文革”中,早在红军时期就为国捐躯的刘志丹、谢子长、杨森、杨琪等英雄形象也被蒙上了阴影。我心中潜隐地感识到这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亵渎,是对英雄的一种不敬,也是对陕甘河池癫痫医院哪个好宁这块用黄米饭和南瓜汤无私孕育了一种崭新政权的人民和土地的不恭。缘起于不公,因出于不平,由在于不正,我萌生了将真实的铁铸血浴的历史记述下来的心念。“文革”后期,我默默地完成了采访;当十年浩劫终结之时,我写出了长篇传记文学《刘志丹的故事》,著名作家杨植霖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名著《王若飞在狱中》作者)在病床上审读后,提出修改意见,并亲笔写序,同时向甘肃的报刊出版负责人鼎力推荐,这部作品分别在《甘肃日报》《甘肃文艺》《甘肃青年》《群众文化》《陇苗》《红柳》《阳关》等报刊连载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人民出版社随即正式出版发行,当年再版,其政治影响远远超过文学影响,因为它是这个题材领域的破冰之作。这部作品的面世,对陕甘宁历史问题以及相关蒙冤受屈者的甄别昭雪起到了点火引爆作用。在那融冰化寒的漫长时日里,杨植霖曾因为这部作品经受过来自各种角落的攻击和责难,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也曾出面向某些要人写信保护过我。《刘志丹的故事》采写与发表和出版过程中的许多刻骨铭心的见闻和遭遇,既鼓励着我奋发向上,也折磨着我心性悖逆,这种双向又双重的合力令我决心做自己认准的事,走自己选定的路,而且下定了一种视死如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惨烈的情怀。
    艾:记得当时你还采访并撰写了长篇传记文学《红河丹心》《黑河碧血》。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加速了电影《红河激浪》以及因电影受批判而株连的主人公原型、游击队长赵铁娃蒙难冤死的平反昭雪,加速了参加宁都暴动并在红五军团担任重要职务的季振同等十多位战将的平反昭雪。1987年,《文艺报》曾发表文章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提出并撰写传记文学的人就是张俊彪。”但是人们很难将这样一个张俊彪,将写出“大书”《幻化》的张俊彪,和一个西部的“牛圈娃”联系在一起,您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阅读成就了我的写作。我最早接触到外国文学,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我的家乡十分落后,父亲送我到十五里以外的罗川镇小学读书,学生和老师都是附近的,全校仅我一人住宿在学校里。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她带一个小女孩,就住在办公室里。有时候她晚饭后因事外出,就让我在她的房间里一边写作业,一边看护她的小女孩。她有很多书,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连环画,我完成作业后,就给小女孩读着连环画讲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我熟读了安徒生、格林的许多童话作品,他们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创造的意境和营造的氛围,温暖了我的心田,丰富了我的想象,开阔了我的胸襟。
    在我求学武汉哪家医院治癫痫病好的年月里,家境贫寒,没有钱买书,待我考入中学时,更是无法读到书了。我上初一时,“文革”宣告开始,一个夜晚,中学图书馆被砸,第二天清晨,我偷偷地拣回了一批书,记得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猎人日记》《幻灭》《红与黑》《茶花女》《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契诃夫小说选》……那些书虽然残缺不全,有泥有水,还留着胶鞋的印痕,但我却视若珍宝,秘密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读,有的还读了不止一遍。那时候读书,没有想到日后要写作,甚至当作家,完全是人对于一种精神乳汁的渴求。但在我早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以及后期的散文作品中,那种恬静和诗意,都得益于苏俄文学和法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在从军的数年中,我虽然开始了业余写作的训练,也有小诗、小文在军内和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但更加渴望的仍然是读书。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我当时能够买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仅限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极少的几位文学家的部分作品。真正大量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是在我工作许多年之后,也已业余写作并出版了十多部文学作品之后。那些世界文学大师以及他们构筑的文学境界,不仅恒久地存活在我的心灵深处,也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地飘荡游弋在我的文学作品里。我的《幻化》三部曲,正是在寻求一条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融汇整合的探索途程中,渐渐生成的一种文学产物。
    艾:如饥似渴地阅读,倾注生命地写作。听说在写作《鏖兵西北》这本传记文学时,您正在重病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胃在出血,肾在出血,但您却不顾医生、妻子和朋友们的劝告,咬着牙坚持完成了这部作品。《幻化》也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而这种拼命精神显然都源自您对文学的热爱,正如您在《精神与精神性》一书中写下的那首小诗所说的“相依为命”――“假如/这世界只剩下我和你/我和你/就相依为命”。
    张:应该说是文学和艺术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
    在我的阅读、生活和写作过程中,世界上那些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音乐和美术,陶冶了我的性情,平息了外界对我的许多虚幻的诱惑,赋予了我不少的才思与意境,可以说,它们那永恒的美善的生命力,已经融入到我的文学灵旌里,且永久地辉耀着不息的光芒。我不仅浸润在中华文化的洋流里,而且同样受到世界文化的提升和幻化。在往后的岁月里,我仍将虔诚地对待一切无愧于人类的先进、科学、优秀的精神文化大师们以及他们的作品。